京郊民俗游缘何陡现双下降——乡村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查(上)

《北京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全市民俗旅游实际经营户8363户,比上年减少了663户;民俗旅游总收入14.2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其中民俗旅游收入负增长,在本市近30年来还是首次。

坐拥北京国际大都市庞大的消费群体,京郊民俗旅游经营户和收入的“双下降”让人始料未及。“农家饭”的味道差在了哪儿?京郊民俗游的转型出路在哪里?过去一个多月时间里,记者走访调查了京郊20多个民俗村,寻找其中的答案。

昔日“明星村”门庭渐冷落

昌平麻峪房村1997年开始发展民俗旅游,曾被誉为“京郊民俗旅游第一村”,2003年前后,记者曾多次到村里采访。今年3月上旬,记者再次进村,发现眼前的景象已和15年前大不一样:富有特色的北方民居不见了,村路两侧是毫无个性的水泥楼房;一个个民俗院的招牌还在,但很多已经残破了。有些院子干脆大门紧闭,上面写着“对外出租”的字样。

“十几年前是火,现在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一位熟悉的村民告诉记者,全村60户人家,鼎盛的时候有56户都在办民俗,但现在实际经营的只有20多户了。因为生意不景气,很多全年经营的农家院,现在只在春夏两季接待。

作为首批发展起来的民俗村,麻峪房村率先获得了民俗游带来的红利。2002年至2012年间,挣到钱的民俗户,纷纷把平房翻盖成楼房,像城里的小宾馆一样,整齐划一布置出二三十个标间,为的是能接待更多的客人,挣到更多的钱。

但出乎意料的是,“滚雪球”式的发展和财富暴增并没有实现。“为盖房,家家户户差不多把挣的钱都砸进去了,但游客反倒比从前少了。”桂荣农家院的女主人王海连说。她家的二层楼翻建于2012年,花了近百万元,至今“窟窿”还没补回来。

困扰麻峪房村的还有从业人员的老化,“第一代搞民俗的,都差不多六十岁开外了,有的干不动了,有的去看孙子了。年轻人都在外头上班,没有愿意干这个的。”麻峪房村党支部书记宋建国说,村里已经有8套院子租给了城里人。

同样是第一代民俗村的密云遥桥峪村,也在凋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遥桥峪曾是北京民俗旅游的一张“金名片”,不仅北京城里人趋之若鹜,河北、天津的游客也纷纷慕名而来。这20多年来,村里也在不断地改造设施,提升接待水平,但客源还是一年比一年少。很多村民关闭民俗院,出门打工。最萧条的时候仍在勉力支撑的民俗院不足10个。

在密云区,被黑龙潭、清凉谷等景区带火的老牌民俗村,都不同程度遭遇了“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困境。怀柔、延庆、门头沟等山区民俗旅游村,很多也是如此。

“千村一面”难应多元需求

这些红极一时的“明星村”为什么会变得不景气了?麻峪房村王海连大姐的回答是,“遍地开花,哪儿哪儿都在搞,生意当然不像以前那么好做了。”

这也是记者在调查时听到最多的答案。遍地开花导致客源分流,诚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其背后高度的同质化是更深层次的原因所在。

以农家院的住宿接待为例。记者在走访昌平、延庆、密云、怀柔、门头沟5区的20多个民俗村时,发现民俗户的院落格局、房间格局都惊人地相似:一间房,四白落地,单人或者双人床、长条炕上铺着雪白的床单、被罩,有空调,有电视机,有独立卫生间,可以淋浴。娱乐设施差不多就是两类:卡拉OK和自动麻将机。

虽然搁在10年前,这些在京郊民俗旅游中算是比较“高级”的配备,但在成为“标配”的今天,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有WiFi吗?”“有带独立客厅的吗?”“有浴缸吗?”“可以自己做饭吗?”“有专门给孩子玩儿的地方吗?”……各种个性化的问询越来越多。民俗院的接待设施虽然在升级,但和市民日趋多元、高品质的需求相比,显然还是慢了半拍。

现有的设施配备也不乐观,很多电视是“大屁股”的老款,并且只能收到有限的几个台;开空调可以,但是要另收费;挨着床就是自动麻将机,怎么看怎么不对劲;而卫生间通常就是光秃秃的四样:洗脸池、马桶、热水器和淋浴喷头,拖鞋、毛巾、漱口杯,甚至连卫生纸都不提供,这让习惯于拎包入住的新兴消费群体措手不及。

餐饮接待虽然相对容易出特色,但同一个民俗村的户与户之间,同质化竞争同样明显。最为典型的就是延庆柳沟村的火盆锅豆腐宴。3月中旬,记者到柳沟村探访,刚走出停车场就遇到了热情揽客的民俗户,“全村吃的都一样,我家还离得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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