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为我餐——舌尖上的四十年

“吃了么您?”直到现在,老北京人碰到相熟的朋友、街坊,见面第一句话总离不开吃,没有经历过“为食物发愁”的年轻人,少有人知道其中奥义。见面时问候中对吃的关注,是来自物资匮乏时代那代人的集体记忆。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十年来沧海桑田,一张张半个手指大小的粮票,一排排比人都高的白菜墙,也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春风而消逝。百姓的餐桌也由此走出短缺,走向丰盛。

从“萝卜白菜保平安”的小安慰到动不动“下馆子”,宋代诗人、哲学家邵雍“美食为我餐”的愿景已是寻常百姓的生活常态。

买不来的粮票 是物质匮乏的无奈

热播剧《风筝》,曾有个细节让五〇后、六〇后会心一笑。驻港特务领导得知在大陆的部下生活困难,曾想拨些钱款令其改善生活,却被提醒“在大陆没有粮票,有再多钱也没用”。上级疑惑,“还有钱搞不定的事情?”

这事儿确实有,且持续了三十多年。

上世纪中期起,对于国内老百姓来说,缺的不仅仅是钱,更有各种物资和粮食。1953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比前一年增长近百分之九十,快速的发展也带动了城市人口以及就业人数的增加。然而稍显遗憾的是,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农业并没有与工业发展速度匹配,数据显示,这一年的粮食在547亿斤的收入和587亿斤的支出之间,存在40亿斤的巨大赤字。在当时大规模发展经济建设的背景中,一方面全国粮食短缺的问题尤为突出,另一方面可预见的功效脱节的局面也威胁原本稳定的物价环境。

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负责人的陈云明确指出,京津两地的面粉供应已经成为问题,到了必须实行配售的地步。利弊取舍间,陈云向中央建议实行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的方案。“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1981年陈云回忆起这段经历,想到的还是在1953年10月1日的天安门上,向毛主席汇报时的情形。 

16天后,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9天后,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此后的31年统筹统销成为了国内粮食流通的方式,两年后,全国城镇统一实行粮食及粮食制品定量供应的办法,粮票、副食本便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收藏家马未都曾在旧文中感慨,“今天买东西只需要带钱,严格说只需要有钱,带不带在身上两可。过去可不是这样,出门买东西钱只是基本条件,看你买什么还需要其他票证。”当时虽然到粮店买面出示粮票理所应当,但到了饭馆,主食一律都需要粮票换购,然而,“那时进餐馆吃饭不点主食几乎不可能,光吃菜吃多少也吃不饱,最后不吃上一碗饭或两个馒头,这顿饭实在不完美。”

根据《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的暂行办法》,居民的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包括轻重体力劳动者、机关、职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大中学生等9个等级的供应标准。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整理出的1955年北京市城镇居民口粮供应标准,轻体力劳动者每月粮食不低于29市斤,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司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每月领到粮食的最低标准为27市斤。在已经是21世纪的今天,因为副食品的丰盛,多数一家三口每月消耗的粮食还不足从前单人每月最低标准,但在当时,对于仅靠粮食充饥的人们来说,每月的定额粮食捉襟见肘。

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票证旧事》中提到,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对几十年前的街道票证员王姨仍然心存感激,只是因为王姨的偷偷照顾,让梁晓声一家在那些年里吃到了比其他城市居民更多的豆腐。

对于粮食、副食的窘迫,和对于粮票的视如珍宝,直到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后,才开始出现转折,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购,百姓终于可以用钱买到粮食,而粮票不再是获取粮食的必要条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市场的开放,削弱了粮票在居民生活中的唯一性,但并没有令票证完全消失,真正的改变源于1993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各地相继取消了城镇口粮定量供应制度。这些曾经被视若珍宝的票证,开始淡出历史舞台。

吃不完的白菜 是当家菜也是情怀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