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书店:时代“书单”年年变 老店营销日日新

艾康明,王府井书店楼层经理。供职了将近40年的他,从1979年入职时的库房管理员到销售员,再到现在,图书行业数十载的熏陶,让年近六旬的艾康明感受到,图书市场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带给人们的观念的嬗变。

七十年代末

恢复高考教辅书热销  柜台被挤碎

“当年的老楼一共也就四层,刚开始也就一层和二层用来售书,卖的书籍种类并不多,主要是社科、文艺、科技、期刊、少儿类书籍、画册等几大类,外国文学的书基本上还没有。”说起刚到书店的时候,艾康明记忆犹新。

七十年代末期,全北京还只有这一家大型书店,不仅当地的老北京人来这里买书,外地来出差的、旅游的,都要到王府井书店逛一圈。还有外地的学校、图书馆,都认王府井书店。跟现在的开放式自选销售模式不同,那时的书店都采取闭架销售的模式。“就是前面安一个柜台,后面是堆满了书的书架,售货员就站在柜台后面,读者指着要哪本,售货员就给你拿哪本。”

艾康明刚到书店那两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一切都是新的,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在“知识就是力量”“读书改变命运”的感召下,大家争着抢着来买书。作为“共和国第一店”,各种新书、好书都第一时间“特供”到王府井书店,书店内常常门庭若市,顾客络绎不绝。

“书店一开门,读者排大队”是那个年代王府井大街上的一景。“那时候还刚恢复高考,各种教辅书根本供不应求,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一个队伍排出去好几百米,在王府井大街上曲折蜿蜒着。”

艾康明说,比如当时一出最新的高考教材,来买的人特别多。可书店的大堂太小无法承载那么多顾客,于是就在大楼一层的三个入口处分别设置了一个临时柜台,人们在门外排队,几名售货员站在柜台后面不停地给他们拿书售书。

“人太多,根本来不及,都顾不上打包捆扎,直接找好了塞进顾客自己准备好的袋子里。有一回顾客们买书太着急,人多一涌上来,直接就把玻璃柜台给挤碎了。”回忆起那段“疯狂”的日子,艾康明感慨,“有时到中午书就卖光了,要想再买呀,可就得登记了,等书店到货了再通知顾客。那时候的出版印刷技术也没现在这么发达,印刷的速度都赶不上买书的速度。”

“我刚参加工作那会,人们文化普及程度还不高,有的店员还认不全字,为了省事,顾客就直接对着书架上的颜色跟店员说‘我要那本蓝色的,那本红色的’。”

当时在柜台前售书的艾康明,每天从早上9点忙活到晚上7点,书店的营业员人手根本满足不了读者的热切需求,他们常常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一站就是一整天。“这腰酸背疼的,忙完了恨不得躺下就睡着。”

八十年代

《辞海》需预订  到手一两年

1984年,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书店决定尝试与国际接轨,开始实施开架售书。艾康明说,实行开架售书后,撤掉了几十个玻璃柜台,书架也增加了不少,整个书店看起来也敞亮了,书店能接待的读者数量也就更多了。“那会儿平时就挤满了人,更别说是周六日、寒暑假了,来的人多,大堂里根本走都走不动。”

当时艾康明所在的社科组负责30余个书架的管理工作,一看到书架上快空了,他们就得及时补货上书。“那会儿书都是整捆整捆送过来的,外面的包装上还有土,到货了得拆啊,拆完了从库房抱出去上架,总是弄得一身灰头土脸。”

“忙的时候这30余个书架一天得更新10遍。特别是经济类的书,当时出版社出的也多,读者也喜欢看,基本上来了就没。开架了读者能自己挑选,但有的看完了就放那儿了,我们还得负责把书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为了防止书被偷,还得专门找人在高处盯梢。”

什么年代时兴什么书,在书店近40年的艾康明对这些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像高考刚恢复那几年,除了必考科目的教材卖得火热之外,《现代汉语》、《新华字典》等工具书也非常抢手。像《辞海》、《词源》一般得到书店提前交预订金、登记排号,到了一批通知一批,真正能拿到手得等一两年。”历经“文革”十年浩劫,这些经典的好书基本上都被湮没,有藏着的也根本不敢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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