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各区出“奇招”破解最后一公里治理难题

在加快推进首都社会治理体系和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北京,这座特大型城市,面临着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治理难题。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恰恰为破解最后一公里治理难题开出了一剂良方。这一机制源自基层探索,它服务基层,通过执法力量下沉,对久治不愈的顽症,产生了特效,为“像绣花一样”精细治理城市作出了有益探索。

2017年初,平谷区的一声哨响,吹开了北京市“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的序幕。一年多时间里,这一基层治理经验在全市落地开花。这项创新举措,更是摆上了中央深改委第五次会议的案头,还被会议定性为“聚焦办好群众家门口事,打通抓落实最后一公里”的有效做法。

源起

平谷首创“乡镇吹哨、部门报到”

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革说,“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处理好都与城、舍与得的关系’,‘要构建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城市管理应像绣花一样精细,要靠精治、共治、法治,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这些论述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首都城市管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而北京首创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便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生动写照。说起这个制度的源头,还要追溯到2017年1月的平谷区。当时为了治理多年来屡禁不止、屡治不绝的盗采金矿、盗挖山体、盗偷砂石等事件,平谷区开展了“乡镇吹哨、部门报到”工作试点,要求乡镇“吹哨”后,各相关执法部门必须在30分钟内“报到”。同时,将执法主导权下放到乡镇,赋予了金海湖镇党委对相关执法部门的指挥权,通过上下联动,建立了联合执法机制,并且要求“事不完,人不撤”。这一做法大大增强了条块合力,有效根治了盗采盗挖的违法行为,对于破解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具有借鉴意义。

机制

权责下沉到基层 解决“作为”难题

“吹哨报到”是本市基层治理的智慧结晶,有了上述成功经验,北京市委因势利导,在总结平谷区探索实践的基础上,将其提升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作为2018年全市“1号改革课题”。哨声响了,基层该如何响应?目前,本市探索出了执法力量到综合执法平台“报到”、街道干部任街巷长沉到基层“报到”、驻区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双报到”、通过“周末卫生大扫除”组织党员干部到现场“报到”这 4种主要的“报到”形式,推动力量下沉。

下沉是“吹哨报到”的又一要义,主要是通过推动资金、资源、力量等因素向基层流动。比如,在全市290个街乡建立了实体化综合执法中心,普遍采用“1+5+N”模式,即1个城管执法队为主体,公安、消防、交通、工商、食药等5个部门常驻1-2人,房管、规划国土等部门明确专人随叫随到,配强基层执法力量。西城区在机构改革中就坚持编制向下走,为全区街道增加了212名科级领导,职数量增加91名事业编制。

另外,“吹哨报到”的一个重点是从制度上为街道组织赋权,落实街乡党(工)委四项权力,即对辖区重大事项的意见建议权;对辖区需多部门协调解决的综合事项的统筹协调和督办权;对政府职能部门派出机构领导人员任免调整奖惩的建议权;对综合执法派驻人员日常管理考核权。

有了这样的机制度保障,哨声“吹响”后,各部门云集,城市环境得到整治、停车难问题得到改善……一项项城市“痼疾”正逐步破题,更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正在形成。

亮点

16区哨声响  各区出“奇招”

目前,“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已在全市半数街道乡镇试点,16个区“哨声”此起彼伏,许多市民家门口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得到妥善解决。而各区在落实吹哨报到机制的过程中,也结合自身特点各出奇招,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制度增色不少。

比如,东城区创造性地增设“社区专员”一职,由正科级领导干部担任,每名社区专员负责1至3个社区的工作。东四街道二条社区专员高洋原来在街道组织人事部负责党建方面的工作,在今年5月底改革试点时,她便有了社区专员这一新的身份。脱掉了西装和高跟鞋,换上了休闲装和平底鞋,背着挎包、带着笔记本,高洋每日在胡同里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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